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北门是暖黄色的。
中秋已过，已颇沁凉。穿过这座简单的水泥大门时，却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温度。四下打量，依傍在旁的茂盛紫藤倾泻下来，与中国科大首任校长郭沫若题写的红色校名融为一体。
据说，每个中国科大人都对老北门有特殊的感情。只有走过了它，你才算真正被赋予中国科大的名号。
沿着这道老北门出发，我们试图触摸科学赋予中国科大的灵魂。
两个北门
怎么里外有两个北门？作为初入中国科大的人，记者颇为迷惑。
仔细端详，临着校外黄山路的新北门是道简单的电动门，只有门口大石上刻着的几个大字才让人知道这是中国科大，很有些理工科的“实用范儿”。
顺着新北门往里走上百米，就到了老北门。
在建新北门的时候，学校原本决定让老北门“卸甲归田”，没想到师生们却不干了。
“老北门没有了那还得了。”现任中国科大学生处处长董雨，当年入学时正是从老北门走进来的。最终，在不少师生通过教代会代表、校团委委员、校学生会委员的屡屡提案下，保住了“老北门”。
从此，中国科大拥有了两个北门。
1970年2月，中科院和安徽省革委会决定将中国科大迁至合肥师范学院旧址。中国科大人第一次走进老北门。
那个冬天很冷，对于中国科大师生来说尤甚。
1969年末，由于“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略考虑，一纸“南迁”令，让整个学校从北京搬到了安徽省安庆市马山党校的一栋三层小楼里。
据老人们讲，那栋小楼玻璃窗户透着风，屋子里也没有床铺和席子，师生们只能买来稻草当铺盖，人挨着人在稻草席上蜷着。
原中国科大副校长韩荣典就是随迁过来的58级校友。他还清楚地记得，学校从北京迁过来以后，设备损毁惨重，实验仪器、固定资产损失三分之二。而且，这个文科院校的校舍面积不足6万平方米，不仅没有地方搞实验，就连仪器都在露天晾着。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铅丝，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除此以外，教师数量流失约50%以上。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人数不足百人。到1977年底，中国科大也只有正教授8人，副教授10人，讲师126人。
正是如此，老北门是中国科大涅重生的见证。之后每一级新生都会从老北门迎入，每届毕业生都要经过它的洗礼。在中国科大人心中，老北门和边上那棵巨大的紫藤，永远是魂牵梦绕的故乡。
梦牵京城
穿过老北门，笔直的大路旁栽满了樱花树。若在路上抓几个学生问这路的名字，他们只会告诉你叫“樱花大道”。但原先，它叫“玉泉北路”，这是个充满回忆的名字——中国科大建在北京的玉泉路校址。
樱花大道两旁，不规则的池塘像极了大小圈儿的眼镜片，因此，便依着北京香山将它命名为“眼镜湖”。
从空中俯瞰，中国科大的道路都是正东正西的，像极了北京城的格局。
中国科大最初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因为“两弹一星”缺乏后备人才。
1958年春，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书记杨刚毅提出，“两弹一星”不能只依靠研究所里的海归科学家，必须培养一批年轻的后备力量从旁协助。所以他们向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汇报，表示力学所要办一所“星际航行学院”。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在中科院院务大会上，力学所话音刚落，各个研究所就纷纷表示自己也急需培养后备军。因此郭沫若当机立断：“咱们就办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大就完成了从中央批准、筹办、登报招生到新生入学的整个过程。并由钱学森、华罗庚、赵忠尧、贝时璋、赵九章、郭永怀等13位中科院研究所所长、副所长亲自披挂上阵，兼任中国科大13个系首任系主任，打造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无间配合。
老人们回忆，那时候的中国科大可谓是“手眼通天”。
教学效果出现问题，中央来电话建议调查原因；“三年自然灾害”时，师生出现浮肿现象，中央立即发给师生每人一斤豆面补充营养；当时的副总理聂荣臻亲自在开学典礼上演讲，要“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在创办一年后，中国科大便与清华、北大同列，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被拆除的化学楼
中国科大东区就像个植物园。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荷香四溢的眼镜湖、老科学家晨练的石榴园，满眼皆是绿色。
在中国科大刚刚迁入之时，校园里只有第一教学楼、图书馆和几座宿舍楼，甚至没有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更别提做实验、搞科研的地方了。
驻足于中国科大“化学楼”遗址前，读到了中国科大毕业生、现任物理学院执行院长刘万东的《悼化学楼》：“科大化学楼，拆除正酣，不日将尽去，前后存世四十年矣。化学楼者，吾校迁肥所建之实验第一楼也。楼四层，由西向东行八十米，折而向南六十，复向西四十米，一线转折，成半围之势。上下左右皆方，无檐无厅。幽其楼所拥之广场，选东南之角建门而出入之。结构虽无趣，然占地宽阔，举止雄宏，成吾校标志建筑十余年也��”
据说，这化学楼拆除时还有一件趣闻。当时不少学生跑去捡砖，希望能在上面发现哪位科学大师的签名。经询问得知，原来这座化学楼竟是由中国科大的老师们自己建成的！
当时南迁之后，可谓一穷二白。老科学家们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助教、讲师建立了制砖厂，自己动手烧砖、盖楼，新建宿舍楼和化学楼等教学科研用房。这里面不乏陈希孺、钱大同、邓伟廉、徐家鸾、李先予等后来的科学“大家”，因此被戏称为“史上最牛烧砖工”。
不仅如此，老科学家们还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实验室。没有地方做实验，就把教学楼的厕所扒了改做实验室；仪器太多放不下，就把楼道截出一段；甚至楼梯下面的小空当都被用作暗室��
“文革”结束后，中科院再次成为国家科教战线的突破点和试验田。
1977年，中国科大通过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加固所系结合的模式，培养研究生等措施，同时开始进行一系列具有创新精神和前瞻意识的教育改革。
创办少年班、首建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建设国家大科学工程、面向世界开放办学��
正如科考协会会长、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大四学生吴敬所说的：“显然，我们做的事情，从别人做过的开始，但肯定是以别人没做过的结束。”
“勤奋”的“天使路”
顺着眼镜湖南走，漫步时，被一位老先生拦住了去路。“你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学生。”退了休的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教授杨保忠笑着说。
杨保忠说，在中国科大校园里，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学生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是冲向实验室教室就是奔向食堂。
在中国科大，学业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位。社团活动远没有平均绩点（GPA）、托福、雅思重要。很多人来这里真的是为了圆一个科学的梦想。“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顺口溜，从创校时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科大有个“粉丝团”，叫“科学家”，是“中国科大学生家长”的简称。据说，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对比了几所高校之后，毅然决定把孩子送到中国科大。在他看来，“偌大中国，也就中国科大还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但“静”有时也意味着“闭塞”。
也门的研三留学生沙利姆就有些失落：大家对他“兴趣不大”。而在“北上广”的任何一所学校，外国人总是“被搭讪”的那一个。
在前一阵公布的“名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借阅榜前十名不乏《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畅销小说，而中国科大近二个月热门借阅名单中，排行第一的永远是《电磁学千题解》。
不过，你要以为“勤奋路”之名是为了“鞭策”学生，就大错特错了。
每年深秋，驻足“天使路”，你会看到怪事：茂密的法桐树下，即便是大晴天，依旧有一群学生打着伞埋头疾走。
原来，这里是众多鸟儿的天堂。不管它们是啄果子还是排便，真的会有东西噼里啪啦往地上掉。常常一夜之后，整条“天使路”都被鸟粪染成了油渍渍的白色。于是，伞成了学生们的必备工具。
所以“天使路”和“勤奋路”是学生们以“天屎”和“禽粪”两个词的谐音命名的。而2007年，在学校组织道路命名活动时竟然很民主地采用了这两个名字。
更有趣的是，教授计算物理课的老师丁泽军就喜欢用“在天使路上会不会被鸟屎砸到”作为讲解随机数概念的开头：“总有一些同学想通过跑得快一点来避免被砸到，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男女比例失调，是理工科高校的特色。中国科大坚持理工科为主办学，本科生几乎没有扩招过，从建校第一批学生到去年，本科生只扩招了50余人。在各个大学都朝着综合型大学的目标扩招并校时，中国科大始终坚持“小而精”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定位，“保证尖端科技人才的资源配置”。
原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的话道出了中国科大的办学理念。
“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在所有学科上达到一流水平，但一所一流大学一定要有某些学科在教学、科研方面达到一流水平。中国科大要追求的方向就是要突出优势和特色，建设在某些方面比较卓越的研究型大学。”
因此，文科是中国科大的“非主流”。这里不仅全部招收理科生，连英语、传播学等专业也全都与科技挂钩。
但校园里也不乏一些俏皮的人文气息。第一教学楼教室中绿布盖着的钢琴从来都不会落灰，因为不时就会有人来弹奏一曲。
郭沫若广场上藤萝花遮蔽的现代艺术中心总是挂着几幅学生的油画作品，而画的内容竟都是以放射性元素、爱因斯坦等科学题材为主题的抽象画。
二教的“皇榜”
跟着上课学生的人流，不自然地走到第二教学楼。教学楼门口有一块物理讨论板，看上去和通知栏颇为相似。
走近观望，才知道这是中国科大人的“皇榜”。
“大牛们”在上面贴出“皇榜”，内容也许就是做习题解的时候顺势写下的一道题，能“接招”的就可享受一顿免费大餐。在整个白板上，满是各色马克笔的圈圈点点。
细问之下，中国科大人玩儿的是“皇榜”，尊崇的则是“大牛文化”。
校学生会也依此组织了“揭皇榜”的擂台赛，由各系老师出题，题目难度控制在全校仅有一到两名学生可以解出来。这正是“满腹经纶无人晓，一揭皇榜天下知”。
曾有人戏谑过辨识“大牛”的方式：大家都在忙着搞清楚一个科学问题时，“大牛”不是到处晃悠就是搬着一箱方便面去实验室。等到别人都束手无策时，他就会站出来说：“你们都让开，我来。”
因此，有句中国科大名言是这么鼓励大家的：“小黄拖、富光杯、文化衫”也不能掩饰你们的光芒。即使穿着2块钱的黄拖鞋和最便宜的老头衫，他们依然坚信，“你不需要看我的外表，只要跟我一聊天马上把你干倒。”
更绝的是，“大牛们”在各种“神课”上，如量子电动力学、原子物理等等，常常瞪大了眼睛，脑子飞速判断着老师的每句话。当常人云里雾里，老师难免犯点小错误之时，某个“大牛”就会站起来，思路清晰地指出，“老师，你错了！”
不唯上，只唯实。在这里，不仅是大师的家园，更是小人物的乐土，一切以科学真理为标准。
“牛”转乾坤
中国科大东区新图书馆南面的草地上，吸引人的不光是那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更有在草坪上安放着的一尊“孺子牛”雕像。
这是78级学生毕业时集体捐赠的礼物。老校友都知道，这座双牛转珠的石像原名为“扭转乾坤”，只因后来学校觉得名字不够谦逊才改为“孺子牛”。
上世纪80年代，偏居合肥的中国科大成为理工科状元的首选高校。据说在那时，曾有一个中国科大校友在回家的火车上碰到好几个人在夸夸其谈，说自己是清华的、北大的。只有他闷头不语。当众人追问他是哪儿的，他半天才说一句：“我要少考20分就和你们一样了。”
那代人中，确实人才济济。三位同属于87级的庄小威、潘建伟、邓中翰，就分别成为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目前最年轻的院士。其中，庄小威就是“金字招牌”少年班的学员。
很多人评价中国科大的学生带着傲气，中国科大的文化中带着傲气。
相比而言，现在中国科大人多少有些失落。因为它曾经拥有过“全国第一理工科学校”的名号，但是由于体量小、地理位置差异等原因，近年来，在多个以规模和数量论英雄的大学排行榜上处于不利位置。
一名中层干部说，经历过“文革”、“下迁”运动之后，中国科大养成了一种忧患文化，它让师生们不满足于现状。因此，中国科大的师生们对于学校重大决策的参与非常踊跃，往往从质疑和建议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也正是这种忧患文化，也使得中国科大人无论是“大牛顶天走”还是“不要命的上科大”，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追求最卓越的动力。
广场上的校歌
郭沫若广场的东北角，有座校风纪念碑，背面镌刻着建校时的校歌《永恒的东风》。虽然歌词中有一些过重的历史痕迹，但从“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勤奋学习”、“理实交融”、“又红又专”等表述中，却又看得出中国科大传承的办学思路。
机器人大赛是中国科大推行“大学生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机器人专业，所以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从无到有，从找创意设计到切板子、编程、调试，都亲力亲为，集思广益。
这项活动的风靡正印证了校歌中的“理实交融”。
现在，“郭沫若奖学金”等的评选也逐步抛弃了“唯成绩论”。一位参评“郭沫若奖”的“大牛”曾把答辩演示文稿放在网上，其中有一页是她的成绩单：100分的一行、99分一行、98分一行，95分以后就没有了，连体育课都是95分。
然而，这位GPA超过4.1的“大牛”最终无缘“郭奖”。
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也是如此。只要考试通过，成绩全部清零。评选标准完全是按照科研成果、发表论文数量及质量、承担课题数目而定。
不过，这些不代表中国科大不重视基础。相反，很多人都从其“重视基础”中获益匪浅，考上了理想的国外大学。
中国科大现任校长侯建国就曾与一位前来捐款的校友交谈：很多学生总是问，我不想当科学家，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的基础课？
这位校友说，他刚开始也有这个困惑，后来发现自己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和别人做得不一样，正是得益于中国科大给他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使得创办公司也有独特的想法。
为了夯实基础，中国科大本科一年级所有的课程几乎都一样。同时，大一下学期每个同学都可以自由申报转系转专业。到了大学二年级末，学院内部还会再次进行转系分流。
最终的结果是，类似英语系的学生转到物理系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样，不同学科的学生在科研中彼此协作、互补：“你的样品我帮你测，我的样品你帮我分析”。
不仅如此，中国科大学生还有中科院100多个研究所支撑起来的强大后盾，几乎每个学生都有去相关专业研究所实习的机会。
因此，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科大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实际上，无论世界上哪所以理工科著称的名校，都没有“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培养模式。
行政“游击队”
到中国科大参观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感觉：行政楼比较“破”。多年来，学校新建起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大楼、图书馆、地空学院大楼等等，但从没想过要建一座新的行政楼。
今年，行政部门更是连这栋老楼都没能保住。
原来，中国科大将要在原校址上兴建中区。但东区和中区之间横贯着合肥最繁忙的交通要道——金寨路。所以自去年开始，合肥市政府和学校出于师生的安全着想，决定要在两区之间为师生修建一个地下通道。
而行政楼正好位于东区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因此今年上半年不得不被强行拆除。结果别说行政部门，连校长都没了办公去处，只得像“游击队”一样，到老图书馆、老出版社等地办公。
据说，现在新北门附近阔气的地空学院大楼，原本有部分面积是为行政部门建的。但是，教授一句 “教学科研用房紧张”，行政部门又只能让位。现在，行政人员看到学校要建新楼，都不抱希望了，“建好了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在中国科大的排位中，教授、学生是老大，管理部门则是专职服务的。
2008年，侯建国上任后，提出要在“服务中管理，管理中服务”，打造“服务型”大学的管理理念。
因此，中国科大老师和学生从来不用满楼跑去盖章，行政部门都会派人到行政服务中心和学生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在“服务型”大学的理念下，中国科大开发了最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将一切管理工作都放上网。连论文评审、答辩都可以在网上直接完成。
中国科大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校区。几个校区之间每十几分钟就会有一趟校车往来。
跟着去西区上课的校车，正前方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正准备去给学生“盖章”。“学生学业忙，我自己也没什么事儿。”老教授朴实地一笑，又径自遥望窗外。
“圆碉堡”与“火凤凰”
西区最漂亮的是那一汪静谧的湖水。木桥上沉稳垂钓的老者、看到受伤的斑鸠落水就自己下湖打捞的学子、挽着手在湖畔散步的情侣，尽在这片“也西湖”。
中国科大的工科院系都坐落在西区。这里的学生性格外向开朗，“动手能力”也是强项。
据说，当年学生的业余劳动课内容就是挖湖。大家一会儿挖到只青蛙，一会儿摔了一嘴泥，不亦乐乎。如今，清晨暮色里，黄昏霞光中，湖畔的树亭总有几个学生捧着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西区有条二里河，河的另一头有个僻静的院墙。骑着电动车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乳白色的圆形建筑。这个“大碉堡”正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也是唯一一个建在高校中的大科学装置。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这时的中国科大因为南迁脚跟尚未站稳，教学科研条件非常简陋，师资队伍也都很年轻。
当时，学校加速器专业只有23个人，主要负责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多慧也只有讲师的职称。因此，在何多慧提出要建世界领先的同步辐射光源时，很多人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经过几次升级改造后，该实验室已经建成15个运行稳定可靠的实验站，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优质国家级科研平台服务。新建的高空间分辨X射线成像光束线及实验站空间分辨率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除了这栋鼎鼎大名的“圆碉堡”，西区还有一座著名的雕塑——“火凤凰”。一只铜手上鹤立着振翅欲飞的红凤凰，象征着人类掌握火魔的信心与力量。
1988年的一把大火，燃尽了大兴安岭87万公顷森林。当时，范维澄还只是名年轻的教师。
这场特大火灾深深地刺痛了他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的心。于是，他们便联名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希望能够建立交叉学科融合的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短短的十五年间，这座实验室的各个成果已经广泛应用到央视演播大厅、布达拉宫、奥运场馆等设施当中。实验室不仅成为国际火灾研究机构首脑论坛的副主席单位，还在第34届国际燃烧会议上，取得了全球排位第一的录取论文数。
一群搞科研的人
从中国科大校园再回到老北门，你会发现，老北门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
有人说，它有一股“牛”劲儿，当年一纸“南迁”令使中国科大元气大伤，但它却如梅花般傲雪凌霜，得以涅重生；有人感叹“偌大的中国只有合肥一张安静的书桌”，虽未处繁华却有着静下心来做大事的宁静致远；还有人赞其独具儒生的书卷气和傲骨，在他们眼中科学没有第一，没有尽头，只有不断地向前冲。
中国科大人有着非常鲜明却多元的气质。但是，当静下心来体味其中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位师生，每一个符号，你会发现，中国科大最初的缔造者，把他们的气质注入到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元素中——他们是一群“搞科研的人”。
中国科大，是一所科学家办的大学，是中科院众多研究所协力创办的一所大学。它没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却也没有百年老校所背负的过重的历史包袱。它的创办者是独具生命力的一代科学家，既拥有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也深受西方的观念影响，身上体现出不同特质的冲突和交融。
他们有志向，冲着难题去，能沉下心来狠狠地把事情做好；他们有一份平静的心态，对外面的风雨关注不多。
他们的牛气、傲气、淡泊、追求卓越不认输，他们的踏实、求真、书呆、不时尚，都源于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家的性格。
正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中国科大演讲中所表达的对这所大学的尊敬：“你们问我如何把中国科大建设成一流大学，其实你们自己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家都在向你们学习。”■
